伦敦时间8月15日下午1时，英国电影学会放映厅，历时7年拍摄制作的浙产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投射在荧幕上，与近400位英军战俘后人见面。
81年来，很多人在挂念着沉没的“里斯本丸”号和这段历史，他们翻阅史料、采访亲历者及后代，不断地打捞着这段沉入海底的历史碎片，舟山本土作家杨怡芬就是其中之一。前不久，杨怡芬携新书《海上繁花》带我们重返了“历史现场”。她为何在这段历史前驻足？她是如何用文学的语言讲述沉没于东海之下的二战传奇的？作者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作者自身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上周前往舟山打捞故事。
深耕家乡历史，用文学的语言重现营救场面
(相关资料图)
随着历史档案的开放，“里斯本丸”沉没事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少人或自发或有组织地通过不同方式铭记这段历史，有纪录片、纪念活动，文学自然也不能缺席。
舍命救海难，一直以来都是舟山渔民的传统美德。作为土生土长的舟山人，杨怡芬自小也听过不少带着“海水味道”的故事，在一遍一遍勘探1942年浙江抗日的“历史现场”之后，她下定决心，用文字记下这些踏实、隐忍的战争，《海上繁花》是一个开始。
“舟山渔民平等地对待生命，无私地面对报答，他们的勇敢、宽容和善良，是残暴战争中的人性之光，这种高贵，它打动了我。”谈起写作的初心，杨怡芬认真回忆起心路历程，从起初在报纸上读到相关新闻时激发的感动，到深入历史事件细节后引发的愤怒，再到对至今和船同沉在东极海底的战俘们的心疼，各种情感交织相融，驱动她进入写作。
在小说中，杨怡芬会选择如何权衡真实与虚构的比重以及从什么角度切入这个历史上一度被淹没的真实事件，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
“虚构为史实服务，虚构为阐释写作初心服务，让史实在现代发出自己的光芒，才是我想要的效果。”杨怡芬在“里斯本丸”史实之上，虚构战俘伊恩一家历经战乱而分崩离析，也虚构叙述者青年翻译和日本女友的跨国恋情，但始终围绕的核心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的思考、对和平的珍视。
用准确的细节，使读者与角色达成深度共情
这段发生在7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如何通过文字的表达带读者穿越回历史现场，真实可感？
杨怡芬在小说伊始并没有急着把读者直接投入到充满危险的“地狱航船”之中，而是通过生活中细碎的日常做铺垫，并用各种细节反复拨动着我们的思绪。
抗战时期香港、舟山等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现代时空里在舟山本岛的沉船小说的虚构写作者“我”和日本恋人香织有关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小说中双重时空的物质世界。其中，有很多精准的小细节，看似无关紧要，但这些细节将虚构的艺术以让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向读者展示历史故事“何以至此”的过程，延伸了小说的意味，如同镶嵌在情节链条上的一粒粒钻石，营造一种扑面而来的氛围感。
“小说虽是虚构，却也是个物质世界，得以扎实的细节和氛围，让读者感受到这个小说世界。”在写香港沦陷那一章时，杨怡芬也曾困扰于如何精准拿捏当时生活细节，直到她读到了项美丽书写那段时期日常生活的《香港假日》，才算找到了写作的“线头”。
在她看来，考究细节是必须的，哪怕是小说中只是为了情节需要“咣当”落地的铝锅，她也会反复思量这个东西在当时那个年代存在是否真实。
加长珍藏版，立足史实的深度思考
杨怡芬创作《海上繁花》这本小说的心思却由来已久。从2005年开始关注，2015年动笔到去年定稿，漫长时日里，每天晚上10时至12时的两个小时，是她雷打不动的阅读、写作时间。
有人说，《海上繁花》就是战争片、灾难片加爱情片，有着爱情的外衣和战争残酷的内里。杨怡芬的小说没有故作高深的姿态，她只是在娓娓述说，虽然小说出现了很多个来自不同群体的角色，而且每个角色的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总的来说每个角色的故事都是按照史实、呈线性的时间顺序展开的，文字裹挟着时间流淌，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本就包含了勇敢、善良和爱，善叩善鸣，同声相应。
无论情节如何设定，角色如何塑造，作者为我们所留下的不仅仅是真正的传奇，更是对生命最崇高的敬意。
海风徐徐，合上小说，我们仿佛看见“里斯本丸”遇难者的后人站在船头，泪流满面，将鲜活的花瓣洒向蔚蓝的大海，告慰死难的先人。这是不是就像海上开满了花？这些花结出的精神的种子又将漂到哪里，在何处发芽，值得我们思考。
打破固有偏见，行走在多路向的写作中
在《披肩》《棋牌室》《金地》等中短篇小说里，她关注离婚、女性赌博、房价等最普遍的一类社会现象，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离觞》里，她借乱世婚姻和爱情探讨女性独立，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在发布取材自真实历史事件的《海上繁花》时，记者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惊讶的。
因为从社会问题、女性成长一直到历史现场，杨怡芬过去擅长的那种写实的风格和以女性为写作对象的角色塑造，在这种历史战争题材里，显然是不适用的。在一些有偏见的人眼中，身处偏远小城过着安稳生活的普通女人，居然不甘于日常而写起小说来，还要写历史题材的小说，简直是一种“僭越”。
“一个女作家，要在男性话语体系当中，说出自己真正的‘女人话’来，到底是难的。”杨怡芬理解这样的现实，但并不气馁，在她看来，写作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定位，也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打开，写着写着，视角也会慢慢地中性化，站的层面也会越来越高，因此她不必从男性的视角中“突围”，因为她从未将自己困在里面。
采访中，讲起写作中曾受到的各种不认同和挫折，杨怡芬只是小啜了一口咖啡，眉目舒展，语气平和。写作对于她而言，是很纯粹的兴趣爱好，她的愿望很简单，持续写作，希望长久拥有一批彼此有共鸣的读者。
持续连绵的思考，作家的爱与自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于文学来说，这种“爱”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杨怡芬也不例外，这片土地时常赋予她真正的灵感与不竭的创造能量。
这些年，除却应对各种生活与工作日常之外，杨怡芬琢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心思，绵延不绝。在探寻的过程中，她的视野超出地域或者文化圈而形成愈来愈明朗的世界意识。
创作塑造一部深入人心、将城市形象印刻进人们脑海的文艺作品，是很多作家怀揣的美好期许，也是一些城市展现文化软实力的动人尝试，杨怡芬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她想成为这样的作家，将舟山文化推介出浙江，推向世界。“我一直想以我的微薄之力为擦亮舟山在当代文学地图上的名字尽一份自己的努力，我的小说，几乎都是献给舟山的。”同时，她希望有关部门能进一步加大对地方作家的扶持力度，加强文学期刊的“根据地”建设和本省评论家队伍的人才建设，给浙江文学生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而杨怡芬正以文学这门“语言”沟通世界，通过舟山叙事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
她就像一个资深的导游，不仅仅提供纸面的精神旅行，还带领读者在审美享受之中迅速而深入地领悟这里的人文风貌，同时又将自己的文学视野投射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中。
